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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者视线——李涛:如何让困境人群和草根组织有尊严地活着

2020-12-17 created by:李涛

2020年12月3日下午,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发布暨十周年座谈会,本文为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应邀在会上做的题为“‘协作者’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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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协作者学院公益导师,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

我看了康晓光和冯利老师寄来的书,很是感慨,书中提到的组织和项目案例,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组织或项目在衰败前已经有预兆,但也有的组织或项目正当势头强劲时,也突然没了。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们都活在系统中,在系统面前,每个个体都是渺小无助的。概括地说,这些年来,协作者致力于一件事,那就是怎么让弱势群体和草根组织能够在系统中有尊严地活下去

今天站在这里,我们还活着,这是非常大的幸运。2003年2月22日,协作者成立前,我们画了一幅理想图,希望公益行业能像雁阵一样,像协作者这种成立比较早的组织,可以开路,让后面的省点劲,最终大家一起往前飞。2010年6月13日,协作者终于在民政局正式注册了。现在机构有了相对比较好的发展,是5A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地方有模式的推广。

十年回顾,先看服务的变化。协作者主要服务流动人口、困境家庭。那时条件很差,开展活动基本都在城边村的野地里,或者出租屋里。我们办公室用的物品基本都是二手物,一张乒乓球桌,铺上布,我们上午当会议桌,下午流动儿童放学来了,十几个孩子挤在上面写作业。有人问我说:“李涛,你们需要点什么?”我会习惯性地说:“有没有家里孩子不穿的衣服,不玩的玩具,不看的书,可以给我们。”我不自觉地认为我们服务的孩子只能享受别人不要的东西。后来,一些事情对我很有触动,我想为什么我们服务的困境儿童、农民工家庭就得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难道就连公益服务,他们也只能享受这样的服务条件吗?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儿童我们发愿要让每个困境儿童都可以在干净、安全、优雅、自然的环境下接受最好的服务2015年,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把协作者基础服务往更优质的方向发展。我们建立了童缘社区儿童中心,每一个细节都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标准来打造。开放的时候,有家长激动地流泪了。同时,我们运用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和方法,设计了“儿童-家庭-社区-社会”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和总结,目前,协作者童缘被北京市妇儿工委列为全市儿童之家示范培育基地。

倡导方面,我们一直关注城市化与流动人口的发展议题。比如,我们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要改变,不是公益组织派社会工作者替代他们的父母,为什么父母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此,我们做了留守儿童家长研究,研究发现,孩子是影响父母工人稳定就业的关键因素。研究报告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做了发布,一些品牌企业开始在工业区建儿童中心。

协作者的发展受益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而协作者也在努力协助国家完善社会工作政策与服务体系2010年,我们承接的第一个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就是关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课题。转眼十年过去了,2020年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长期规划收官之年,按照规划目标,中国社工人才队伍到2020年达到145万,其中中级社工师要达到20万,高级社工师要达到3万,然而,截止2019年底,中级社工师才12万多,高级社工师去年开考,总共报名的6000多人,通过的有400多人。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背后是一种尊重专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国家对确保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质量的严谨的态度

在专业支持方面,2010年对协作者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一直盼着的两件事有了结果,一个是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有条件地取消了双重管理;另一个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是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然而,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逐渐在萎缩。今年受疫情影响,社会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们发起了“公益1+1”资助行动,鼓励基金会拿出钱支持草根组织。但是,让基金会支持草根组织比较困难,谈成功的第一个购买草根组织服务的是春苗基金会,拿出一百万购买11家儿童服务机构的项目,由协作者配套提供支持性监测评估服务。我们也在跟其他基金会谈,谈的很艰难。十年过去了,向草根组织购买服务转了一圈,又回去了。

这十年时间,协作者以扎根基层的一线社会工作服务为基础,同步开展行动研究,探索社会创新技术路径和政策建议,进而开展政策倡导和专业支持,系统性地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由此构建了“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

今年疫情之后,我们如非典时期,又做了救援行动,我们调查发现,49.2%的受访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此前的2017年北京大兴火灾,我们做了冬季救援,加上这次的调研,让我们内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为什么这么多年农民工群体还这么脆弱?我们决定尽快启动更深入的服务,其中一个是必须想办法让弱势群体参与进来,实现助人自助。未来,协作者会重点加强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困境救助服务上,这个会很难,大家知道农民工已经不再是被关注的热点,很难再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扶贫攻坚结束后,困境救助也会逐渐退出主流。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人去做,因为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家庭,也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我们一直认为,未来半个世纪,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保障,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计划用个案管理的方式,更精准、持续地追踪困境家庭,用5年甚至10年,一直到他们彻底摆脱困境为止,这需要系统性持续性地介入。个性化的服务在商业领域叫私人定制,资金和精力的投入成本非常高,但总得有人做,如果再做泛泛的社区服务很难改变。

另一方面,未来十年,协作者希望能够建设没有围墙的社会工作学院,我们想了很多年了,国家现在有三百多所高校在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每年毕业四万名社会工作学生,只有不到3%的学生愿意到一线服务,大量墙外边的人进不来,尤其是被视为服务对象的弱势群体,缺少参与的机会和学习的资源。我们准备了好久,从2003年开始设想,到2007年正式提出来,2018年专门派人到海外考察学习了50多天,但我们一直认为还没有准备好。

直到疫情出现以后,我们决定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可能永远都准备不好,而一批又一批的困境青少年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于是,2020年9月8日,协作者学院开学了。我们争取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民生银行发起的ME项目的支持,尽管只支持了三个学员,但每个学员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在实践过程中,每年会服务120个困境家庭,带动60%的服务对象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同时,我们也在实践中开展行动研究,探索如何把一个受助对象培养成助人者——不是志愿者,而是真正的持证社会工作者,能在社区环境下开展专业服务,进而把经验向社会开放,这是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特别是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机构首先得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呢?我想借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观点,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草根组织在系统中能否活下去,同样取决于我们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支持网络,首先是来自于政府、基金会、企业、社区部门等正规部门组成的正式支持网络。正式支持网络如果对社会组织是开放的、充满信任的,提供的支持是正向的、包容性的,那么整个社会组织的宏观发展环境就会向好。但是,即使宏观环境再好,从微观上讲一个社会组织,他得有能力构建自己的正式支持网络,包括有没有足够多的认同你的理念、形成战略共识的伙伴,这些伙伴提供的支持,能否维系你的机构正常运营?如果一个社会组织有这样的正式支持系统,那他活下去的机会和空间就相对大。

但只是为了活下去还不行,还得有尊严地活着。这些年我的一个体悟是,社会组织不仅要有正式支持系统,还要有非正式支持系统,而能否怀抱使命有尊严地活下去,更大的因素取决于由公众、服务对象和组织内部成员等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你的组织的使命是否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从而跟公众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你的管理能不能确保开展的服务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而不是以机构利益最大化为中心,从而服务对象才会支持你;你的团队成员是否认同机构的愿景使命,他们的亲戚朋友支持不支持他们在这儿工作……这些看来很琐碎的非正式因素往往决定一个机构能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特别欣赏晓光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中说的一句话,人间正道是向善。关于未来,我们很难说清怎么样,如开头所说,此一时彼一时,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一心向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组织,这是我们活下去的意义否则我们跟行尸走肉也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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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真  编辑:王立宏 排版:王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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