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伟（化名）/安徽籍在京务工者

整理：任文欣/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1966 年，我出生在安徽阜南县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山村里。家里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中间，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那时候的日子，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记忆里最深的，是跟着母亲去地里挖野菜，或是天不亮就跟着父亲去邻村讨饭。一块红薯干、半个窝头，都是难得的美味。

家里穷，我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不是不爱读书，是实在交不起学费。记得考上乡里的初中，还要自带炉子生火做饭，家里连买煤的钱都没有，只能作罢。看着同学背着书包上学，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明白，填饱肚子比读书更重要。

十六七岁时，村里的叔伯们从密县煤矿回来，说下井干活一月能挣一百多块钱。那时候教师一个月才挣二三十块，这一百块钱对我家来说是天文数字。我跟母亲说：“妈，我不上学了，跟叔去煤矿挣钱。”母亲没说话，只是偷偷抹眼泪。临走前，费尽周折，我才跟村里的二娘借到了35块钱路费，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家家都没钱，借个几十块钱很不容易，二娘也是咬着牙才借给我的。

1983年，我跟着叔伯们到了密县煤矿。第一次下井，坐的是一个两米高的铁笼子，直愣愣地往地下一二百米吊。井底黑洞洞的，只有矿灯的光晃来晃去。刚开始我只能干杂活，用铲子把煤铲到筐里，一天下来，浑身都是黑的，只有眼睛是亮的。

干了一个多月，赚了人生第一笔工资，记得应该是一百多块钱。第一个先把欠人家的账给还了，然后大部分给家里寄回去，自己剩下十几块钱，买了点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和工友在矿区上一个很热闹的街市吃了碗河南烩面，人家做的可有味道了，然后去录像厅看了一次电影。

干了三四个月，我琢磨着学技术活——刨煤。这活比杂工轻，挣得也多，但更危险。刚开始学的时候，手磨得全是血泡，晚上疼得睡不着。但我咬牙坚持，一个多月后，终于学会了怎么刨煤、怎么支撑巷道。后来，我带着村里一二十人承包了一段巷道，成了“小领班”。

在煤矿干了三四年，挣了些钱，但也见过太多生死。有次下大雨，矿井突然停电，通风机停了，底下一二百米的地方空气越来越稀薄。我带着十几个工人被困在井底，大家都快憋晕了。我当时想，要是不上去找人，大家都得死在这里。一同下井的人，好多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是出事没法交待。我顺着井壁的木方往上爬，一二百米的高度，全靠手抠脚蹬。爬上去后，看大门的那个还在睡觉，上面根本没人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气死了，我当时都想揍人。我赶紧叫醒井口看门的人，找拖拉机拉绳子救人。再晚一会儿，下面的人就不行了。

还有一次，我在刨煤时，上面的煤突然塌下来，把我腿埋住了。幸好我靠着岩壁，没被砸到头，外面的人把我硬拉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心里明白，这活不是长久之计。

在煤矿干了几年后，我认识了我老婆。她是四川来的，跟着兄弟出来打工，给工人们做饭。我们俩处了一段时间，她觉得我实在，我觉得她能吃苦。1989年，我们结婚了，没办婚礼，她就跟着我回了老家。回老家后，我用挖煤挣的钱，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带的电视，还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全村的小孩都跑我家来看。我也成为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让很多人羡慕。

结婚那阵子我没有再出来。在老家，我们养过猪，我老婆背着草筐去割猪草，把猪喂得胖乎乎的，家里人都夸我媳妇。后来，我们又去了密县，我骑着自行车到矿区卖馒头，车后座能挂两个筐，一次性能装200个馒头，一个多小时就能卖完。那时候，馒头两毛钱一个，一天能卖两三百个，刚好够家里开销。有时候夏天，除了卖馒头，也会进点西瓜卖。

1990 年，大女儿出生，1992 年，儿子出生，两个孩子都很懂事。1999年左右，当时在北京有个亲戚卖录像带很挣钱，我就带着老婆孩子来了北京。刚开始在金五星百货城租了个柜台卖箱包，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块钱。那时候北京刚开始发展，机会多，但竞争也激烈。后来，我又干过装修、联防队员，啥零活都干。

翻看老照片，我感觉我做生意也没有做成，没挣多少钱，我做什么都没有做成功，也没有把小孩带好。每天想着就是多赚点钱，贴补家用，很少带孩子出去玩，总想着你做生意，有摊位费，你关一天门，就没钱挣，现在感觉有些遗憾。

2000年前后，儿子开始不对劲。十二三岁时，他在学校从窗户往下跳，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学校。从那以后，儿子就休学了，我带着他到处看病，北京的回龙观医院、北医六院都去过。儿子得的是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吃药，一个月药费就得五六百块钱。那个时候挣的钱，基本都给儿子到处看病花了。有一次，他在家想不开，把一整瓶药都给吃了，到人民医院都不行了，我去了什么都没想，一定要救孩子，抢救了两天一夜花掉好几万，最后才把他给救回来。抢救过来后，很多人都劝我说再要个小孩，但那个时候，我始终没想过，我还想把他治好。到现在这个样子，他的病也一直没好，心里也挺遗憾的。

我的身体之后也是越来越差，一开始胃疼，后面得了慢性胃炎，疼的时候我就吃一些胃药。有一次犯病，怎么都不好，后来检查出转氨酶1200，正常人是40多，检查后医院就没让我走。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一二十年前住院就花掉了十多万，那个时候十多万也挺值钱的。出院后吃西药维持了七八年，没再去过医院。后面肝、脾和血小板也出了一些问题，医生说我肝损伤严重，可能会肝硬化，需要换肝。和家里人借钱，凑了七八十万，后来在贵阳找到肝源，北京的医生专门飞过去手术。准备手术时，我媳妇遇到一个四川老乡的医生，他说我的情况还没到必须换肝的地步，换肝后还要排异，不如先调养。我媳妇一听，就没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我这才没换，回来后喝了几年中药，总算稳定下来。

这些年，儿子这个病，包括我这个病，我都感觉老天爷好像在捉弄我。为了给儿子看病、给自己治病，我欠了不少债。现在，我每个月打工挣两三千块钱，自己和儿子的房租就要3000多，加上生活费、药费、孩子的学费，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而且今年干活尤其困难，比之前难挣很多。

我感觉自己这一路走过来，就像电影一样很有戏剧性。就感觉人有不好的时候，命运很坎坷，但又有人在后面托举我，没让我走到最坏的程度。就像那时候要换肝，肝源找到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如果换了肝，说不定那个时候的命运是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活不了多久。我没换肝，也活这么久。所以说经历这么多，虽然坎坎坷坷，但我最起码现在人是好好的。

现在，我59岁了，还在打零工，给人家干联防。按岁数，没办法签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也就是我看着还年轻，人家看你可以，就让你在这干活，每个月工资都是直接发在你微信上，也没什么保障不保障的。

儿子的病还是时好时坏，前阵子又住院了，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女儿在北京交大旁边开了个鲜花店，还算省心。

这几年，认识了协作者的老师们，他们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孩子参加了协作者的活动，变得活泼了，爱说话了。老师们还送米送面，帮我们申请助学款。有时候，我也会去协作者帮忙宣传，尽自己一点力。看着现在孙女的成长，有时候也会愧对自己的儿女，觉得自己当年就顾着打工挣钱，也没好好陪伴两个孩子。

回想这一辈子，从河南到北京，从煤窑到城市，吃过苦，受过累，也见过生死。最对不起的是老婆，跟我一辈子没享过福。但这话也没当着她面说过，我要说了，她说你不要用嘴说，要行动（微笑）。我有啥行动？我又不可能给她带来那么好的（生活）。但是怎么说，虽说那么坎坷，坎坎坷坷过来，我们家没有什么大钱，但小钱也没断过。虽说上帝给关了一扇门，又给开了一扇窗。最遗憾的是儿子的病，还有女儿没读多少书。有时候也恨自己，啥都想干，啥都没干好。但转念一想，我这一辈也没有偷懒，也没歇过，什么都做了，总的来说没有挣到多少钱，但是我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靠自己的劳动，还不至于说过不下去。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这大半辈子，就是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没做太好。在我心里，我认为自己什么都兢兢业业去做了，但做的那种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好像是越想好，越没有做好那种。我也没歇着，但是我没做出多大成绩来，没有让自己身边的人都享着福，舒舒服服的，做来做去，身边人也跟自己一样忙碌。

这辈子，就像一场梦，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要说给农民工这个群体下个定义，我觉得就是“辛苦、彷徨、没保障”。希望以后，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工资能有保障，别让我们老了没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