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者视线 | 公益组织为什么做研究倡导——协作者研究倡导经验分享（一）

协作者视线| 什么是研究倡导——协作者研究倡导经验分享（二）

协作者视线 | 公益组织如何开展研究倡导（上）——协作者研究倡导经验分享（三）

协作者视线|公益组织如何开展研究倡导（下）——协作者研究倡导经验分享（四）

主持人：

李真，“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社会工作督导，研究倡导总监，北京协作者中心常务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全国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优秀社工人物。

分享人：

李涛，“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李真：协作者20年来做了88项研究，研究成果不仅被媒体广泛报道，也被国务院内参、社会组织蓝皮书和社会工作学术期刊等收录。请李涛结合前面介绍的研究倡导方法，为我们具体分享协作者的研究倡导案例。

李涛：协作者的研究倡导大致分了三个方向，包括流动人口和城市化、社会工作实务与专业发展、社会组织建设，每个方向又有多个领域。我从88项研究中选几个代表性的案例为大家简要分享一下，借助这些案例，大家也能够更具体的理解如何从研究问题的确定到研究倡导的监测评估等一套完整的流程，以及服务对象是如何参与到研究倡导的进程中的。

流动人口是协作者主要服务群体。在流动人口研究倡导中，协作者又划分了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社会危机紧急干预。

2003年2月28日，协作者成立，针对非典疫情，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组织有责任予以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中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农民工群体，于是我们紧急启动了农民工非典救援行动，一是购买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向陷入困境的农民工进行发放，二是结合农民的语言特点，编写了适用于该群体的预防非典健康手册，同步跟上了手册的发放和培训。这本手册当时被内蒙古大学翻译成了蒙文在内蒙古牧区发放，受到了世卫组织的表扬，因为大家看到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关注视角。

针对社会危机的紧急干预，更需开展调查研究，快速识别出危机之下最脆弱的人群是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进而探究如何降低和消除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哪些干预方法才能更有效——带着这样的思考，研究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于是，我们做了关于农民工生存状况、需求与障碍的调查，调查报告除了应用于非典救援的指导，还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要参收录。危机干预既需要对干预本身做监测，也需要在干预过程中对目标人群做监测，于是，我们贯穿于整个非典救援过程，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适时调整干预策略。救援行动结束后，我们把这些记录整理出来，把数据分析出来，撰写了一本书《农民工流动在边缘》，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非典危机为切入点，系统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如果您关注流动人口问题，欢迎联系我们购买】

当时南华早报、21世纪经济报道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对我们的非典救援行动进行了报道，我们通过报道把农民工的需求和干预策略传递出去。我们把在救援行动过程中拍摄的图片汇总在一起，举办了“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图片展览，在北京三联书店，西单图书大厦，首都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以及各大高校进行展览，并组织图片中的农民工代表现场与观众对话。2006年，该图片展结合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的演出进行了全国性的巡展。

三个多月的非典救援行动，产出了如此丰富的研究倡导成果，影响的对象既有决策者，也有社会公众，还有我们的服务对象。

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总结提炼出来了一套灾害管理的方法，举办了灾害管理培训班，面向社会组织和社区进行培训，当时陕西、河北、河北等几个地方的社会组织自费到北京来参加培训，学习这套方法。这是20年前，协作者做的第一个项目。

通过非典救援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不需要刻意去做，当你专注于行动本身，以服务对象和社会责任为本，自觉地整合运用理论知识，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有效，怎么样能够真正地推动系统性的改变，不断地去实践-反思-实践，最佳实践策略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

时隔17年之后，针对新冠疫情，2020年我们再次发起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那么我们又是怎么把研究倡导贯穿在本次紧急干预的过程当中呢？与17年前的非典救援行动的干预策略和研究倡导有何不同呢？

首先这次疫情比起非典更为复杂，周期更长，我们同样需要了解识别疫情下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是什么，而且针对持续的疫情，需要更持续而全面的评估，于是，我们针对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建立了动态需求监测评估体系，

三年时间，协作者发布了17个需求评估报告，其中有8个是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动态监测报告，汇总形成了《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报告被中国社会工作英文期刊收录。

除了需求评估，我们还针对为期三年的抗疫救援行动本身，跟上了过程性研究，形成了案例研究报告《如何发挥社会工作在灾害管理中的专业功能》，在中国社会工作学刊上发表。

同时我们把17年前非典救援和17年后的抗疫救援这两个案例进行整合，形成了《跨越17年的抗疫救援——透过“协作者‘’看社会组织如何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发表在《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1）》。

另外，我们将疫情三年中，针对骑手、打工妈妈、困境儿童，还有农民工家庭的研究，整合形成了《脆弱与潜能：基于疫情下农民工需求评估与服务实践的反思》，发表于2023年的慈善蓝皮书。

我们在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监测评估中发现，流动儿童是更为脆弱也更容易被忽视的人群。于是，我们依托协作者分布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地区的服务网络，持续对162个困境家庭中的192个困境儿童进行了持续性的疫情影响评估，并结合我们的干预行动的研究，形成了《保护疫情下的童年——基于协作者困境流动儿童需求评估的发现和建议》。报告发现，困境流动儿童在学习、营养健康、精神和空间使用等方面均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1/4困境流动儿童缺乏居家在线学习的条件，处于隐性失学的状态；我们也发现服务的困境儿童当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包括焦虑、暴躁等等，与其缺乏在线学习的条件而受到影响是有关系的。这个报告我们及时递交给相关的部门，推动相关的部门快速做出响应。

如前所分享到的，研究成果是可以转化成可推广的技术进行推广的。我们一是通过各种会议，把研究总结的技术经验推广出去；二是我们开展了“社会组织如何建立灾害管理响应机制”的系列培训；三是开展个别化咨询。疫情期间我们为社会组织提供咨询2414次。

除了刚才所讲的跨越17年的两次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干预之外，协作者每年都会开展针对困境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动态需求评估。2008年，协作者针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紧急干预和行动研究，发布了《生活在继续——一份来自民间视角下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

当时，企业接不到订单，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民工失业，不是持续一天两天，是很长时间。我们发现，失业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并没有返回家乡。当时相关部门非常关注，担心如此庞大的失业群体如何在城市里不失范。对此，有各种不利于该群体的看法。协作者紧急启动了“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社会工作综合干预服务”，并专门开展了调查研究。

我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农民工收入下降、失业。但是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将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化解。所以我们提出来，农民工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城市社区的生活者，是蕴含巨大潜能力的城市建设者。该报告被《经济中国》期刊收录，该期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出自专业经济学者的。期刊主编专门为协作者的报告写了编者按，大意是“这并不是一份职业经济学者、社会学工作者所撰写的专业性的调查报告，口语化、直观、感性是其典型特点。编者相信这样的文字自有其价值，它更真实地呈现出农民工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更真实地折射着另一片精神世界。”

除了金融危机的调查研究，我们同样针对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社会工作综合干预服务进行了行动研究，研究形成的案例报告荣获了北京市民政局首届优秀社会工作服务案例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