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海

风雨十载社工路

 

 

从小不喜欢说话的自己,性格内向,但喜欢独立思考,经常对一些常态的事物抱有不同的看法,如在小学时,就对当时我们村出的第一个大官、我们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在我们学校检查时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强烈反对。上中学时学校不凡有一些不喜欢学习、在社会上惹事的学生,校长为了教化我们,在学生大会上给我们发出“不要让一块臭肉坏了我们的满锅香汤”的警报,自己也是强烈的反感,甚至对“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样的警句也有过怀疑。也曾因反对班主任上课太过于严肃而罢课,并写信给班主任。之后在村里也动员过村民拒绝缴纳农用三轮车车船税等等。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养成的这种习惯和我之后选择社会工作有关,但我相信这样的性格促使我在社会工作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思考,更加坚定不移。

 


 

心灵的归属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渐渐不满足农村单调的生活,好奇与山外的世界,羡慕城里的生活。于是便背起蛇皮袋,踏上了进京打工的征途,成为了数亿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在北京,自己做过煤球厂工人,做过送水工、保洁工等。2003年的秋天,非典在北京的蔓延接近尾声,人们逐渐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时的自己在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区里做保洁工,每天的生活依然是白天工作,穿梭在每栋楼之间,跑上跑下每个楼层,倒垃圾,擦楼梯;晚上如遇上不加班便在小区里看看夜景,散散步,有时会捧着一本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三毛作品集》细细品味;如果遇上哪次物业检查,或白天刮了风沙,日子便不会那么轻松好过。虽然是在打工,但是依然对校园里的生活有很多留恋,羡慕同龄人的大学生活。工作的地方紧挨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知名大学,几次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大学的门口徘徊,却始终没有进去过,向往而又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也是在那一年秋天,我第一次结识了北京协作者(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现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前身)。当时的北京协作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我们发放防非典的物资(口罩、体温计),志愿者们脸上带着像家人一样的微笑,让我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沉默者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和他们交谈的冲动。他们给了我一张宣传页,宣传页上有一个小姑娘怀里抱着一颗大芹菜,红扑扑的脸蛋,露出灿烂的笑容,让我感到一种家乡的亲切。他们走的时候,我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大门口,握着李涛老师的手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当时的复杂心情。


从第一次认识协作者之后,自己便一直对协作者以及志愿者充满了好奇、感激和羡慕。为了表达自己对协作者的这种复杂心情,一向不愿说话的自己第一次动员保洁部的人员一起制作贺卡送给协作者。也是从那次认识协作者之后,自己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社会上有公益组织、志愿者,也从那时开始羡慕做一名志愿者,当然当时还并不清楚志愿者可以做什么。

 


 

之后的日子里,我做了协作者的志愿者,又从志愿者成长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而最最重要的是我成为了协作者的一名家人,一直伴随我走过了这十年。记得2005年在北京协作者做志愿者的时候,为了能够去北京协作者更加方便,我在北京协作者附近租了房子,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是去北京协作者小院,那是一个坐落在北京东四北大街的一个四合院,一进院子就能感觉到浓浓的家的气息。一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打工妹笑脸海报,屋檐下的红灯笼,生机勃勃的香椿树,活动室门口几个醒目的“欢迎回家”四个字,还有每次都能听到的亲切而熟悉的那个声音“王瑞海你来了啊”,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声音都能让我有种回家的感觉。而在协作者,还有很多的打工朋友、志愿者、工作人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地方,但每个人都坦诚相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自己虽然性格内心,不爱说话,即便说声音也很低,但大家都会很用心的倾听,鼓励。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倾诉,因此在北京协作者经常会聊到很晚,有时候会聊到十一二点,即便那样,工作人员也会耐心的陪着我们。


南京协作者成立后,我正式的成为了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除了在身份上明确了我未来将要更多的承担起协作者事业发展的责任,同时也更加感觉自己与协作者融在一起。小的时候自己因为生病而没有上学,在协作者工作后,因为自己没有按时服药,曾经几次旧病复发,每次复发时,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状况,常常在昏迷的状态中,总会感觉到有那么一双手在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听到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大海,没事的,你休息一下”,而这种感觉和声音也是小时候生病时父母给到我的,父亲总是用他那双大手有力的握着我,母亲在我耳边不断的说:“没事、没事”。


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其实都在寻找一种归属,而我有幸在刚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协作者,并且一直伴随我走过13年,这13年我与协作者一直不离不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够在协作者获得归属感。我的价值在这里能够得到认可,我的不足在这里能够得到包容,我的困难在这里能够得到支持,我的心灵在这里能够得到慰藉。


梦想不再只是梦想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自己就有个理想,做一名老师。因为从小生活在农村,看着父母每天辛苦的在田间劳作,做一名老师既可以不那么辛苦,还可以有一份还算可以的收入。另外从小对学校墙上的一句标语“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所影响,觉得不管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接受教育才能提升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才能为国家做贡献。而上了初中后,因为生病所以提前退学,自己当老师的理想忽然成为了一个梦,让自己感到遥不可及。曾经多次问自己:“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了吗?自己还能做什么哪?”为了寻找答案,顽固的自己曾经做过很多努力,为改变自己内向的性格去学校门口卖图画贴纸,为锻炼自己拿起粪篓当起了村里唯一的拾粪娃,做保洁工的时候自学电脑,为了谋得一份自己未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职业而学习摄影,然而这些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做保洁的时候,曾经捡到过一本很旧的书“家教艺术”,当时爱不释手,看完之后还把它送给了当时已经有了孩子的哥哥,然而自己当年的理想依然那么遥远,以至于到后来都不敢再去想。

 

一直到加入协作者之后,成为南京协作者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儿童,当年想当老师的理想才逐渐的不再觉得是一个遥远的梦。记得当时我们办公室附近就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社区,社区中还有两个比较大的装饰城。每当我们走进社区,在社区拆迁的废墟上,臭水沟边都会看到三五成群的流动儿童嬉戏、打闹。当我们准备和他们打招呼或拿起相机给他们拍照时,顽皮的孩子们冲我们扮个鬼脸,转身又跑开了,消失在一片片废墟与还没有拆迁的民房之间。7、8月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每次我们出去办事都会绕着走装饰城内,因为比较凉快。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装饰城内的长椅上,趴着很多孩子在写作业,问她们为什么在这里写作业时,她们说家里房子太小,太热了。我们也看到在马路边趴在凳子上写作业的小姑娘,旁边有正在扫马路的妈妈,妈妈说这样更放心,既可以工作,也可以照顾到孩子。

 


 

缺少安全的学习、娱乐环境,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课外生活单一匮乏,自信心不足,表达能力欠缺……面对流动儿童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作为南京首家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我们在思考我们可以做什么?2007年11月份,南京协作者成立了新市民之家,配置了电视、DVD、棋类、球类、图书等文娱活动与学习用品。为那些放学后无法得到服务的照顾,缺少学习娱乐环境的流动儿童开展课后托管、图书借阅、文体娱乐活动。并针对大家参与新市民之家服务遇到的问题、需要遵守的规范进行讨论,形成了由服务对象为主参与制定的小主人规范,并一直沿用至今。之后结合流动儿童在自信表达、同伴交往、亲子交流、社会认知方面的需求,我们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手法开展了社区小记者、电影分享、安全等小组活动,开展亲职教育、亲子交流等亲子活动,开展户外参观交流、社区联谊等大型社区活动。并针对流动人口居住分散,居住的社区资源匮乏开展了流动探访服务,从而在回应流动儿童现实需求的同时,培育其自信表达、同伴互助、社区认知参与等健全人格的发展性能力。经过多年的探索后,南京协作者总结出“儿童—家庭—社区—社会”四位一体的流动儿童社区教育模式,2015年,协作者正式成立协作者童缘,将协作者长达10多年的流动儿童服务经验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品牌服务。

 

自己为流动儿童开展的第一个小组是摄影小组,当时觉得自己首先学习过摄影,并开展过青年打工者的摄影小组,因此有一定的经验;另外我们在服务中发现,流动儿童虽然每天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但是对于自己目前生活的社区是如何认识的?他们身边的工地、正在拆迁的废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没有深入的认识。而摄影对于当时的每个流动儿童来说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对每个流动儿童来说是存满好奇与向往的,因此就有了开展摄影小组的想法。想法虽好,但困难却很多。首先是摄影小组要有相机,对于刚刚成立的南京协作者来说,唯一一台老式的数码相机还是北京协作者支持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用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弄坏,而自己那台最心爱的数码相机也在去深圳培训时不小心给弄丢了。不过困难再大都是有解决办法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认识相机,对小组产生兴趣,我组织带大家通过用废纸盒制作相机的方式,让大家认识相机;通过设计小孔成像的实验带大家了解摄影的历史;通过参观图片展让大家了解摄影的意义。在我们走进社区、工地开始拍摄时,北京协作者再次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向我们捐赠了5台传统傻瓜相机,当孩子们拿起相机,对着工地食堂里洗碗的大叔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孩子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之后脸色路出了满足的笑。因为用到是传统傻瓜相机,因此需要买胶卷,而每次拍摄玩之后一个胶卷也用不完,为了不浪费,我也是拿出了自己学摄影时的本领(拆胶卷),把剩下没有用的胶卷下次拍摄继续使用。摄影小组只是一个开始,之后我们针对流动儿童开展了系列的社区小记者活动,并截止目前已经开展了9期,累计使超过200名的流动儿童在参与社区小记者活动中提升了自信表达、互助合作、社区认知、社区参与等发展性能力。小记者们从一开始对社区只是觉得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到后来发现社区公共卫生间卫生很差,主动在公共卫生间上写了“让厕所成为世界美丽的一角从我做起”的宣传画报;发现社区的孤寡老人很多,于是组成社区小志愿者队,参与社区孤寡老人的陪伴服务,与老人摘菜、聊天;发现社区环境很差,人们乱认垃圾,小记者们主动报名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志愿服务。2016年,社区小记者系列活动正式通过项目化运作,并获得了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总结经验,完成项目实施指引手册,从而促使更多的流动儿童受益。


在亲子教育工作上,我也是从零开始。当时自己虽然成了家,但还没有孩子,对于家长应该怎么更好的陪伴教育孩子,自己也没有经验,也没有专门学过这方面的知识。然而现实是大部分家长也不是很懂怎么跟孩子沟通交流,记得有一次快要下班的时候,有一对父亲来到我们机构,跟我们诉说她/他们在教育孩子中遇到的困难。我也曾亲眼看到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妈妈,因为孩子“不听话”,妈妈直接一个耳光甩了过去。为此,我们决定要从流动儿童服务走进家庭,先从开展家庭教育、亲子活动开始回应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的面临的问题。然而,由于自己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知识,因此刚开始我只能从网上查关于家庭教育的资料,根据自己对打工朋友的了解设计课件、设计计划,在次过程中机构负责人李真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帮我修改计划、课件。除了设计计划外,还要根据家长的时间来安排培训,但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白天都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于是我们就把培训选择在了晚上。记得第一次的家庭教育培训,考虑到晚上大家去机构不是很方便,我们决定去小朋友家里开展。一个大概10平面的民房里,用板凳支起投影仪和电脑,六七个家长挤在床上坐成一排,这些家长都是其中一个家长动员来的邻居。而我也是第一次作为培训师面对家长,再加上本身没有什么经验,因此心里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幸好李真老师那天也参加了培训,给了我很大的心里支持。虽然我自己觉得讲的不怎么样,但家长们都听着很认真,结束后李真老师还引导家长们分享她们在教育孩子遇到的困惑问题。


第一次的家庭教育培训也让我自己对家庭教育有更多的思考,再加上日常服务中接触了更多的亲子教育的案例,而自己后来也有了孩子,因此对于亲子沟通,亲子教育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为了让自己的在亲子教育方面有更加系统的认识,在机构的支持下,我也参与了亲职教育、正面管教等学习,并在持续开展亲职教育培训的同时,总结积累经验。这个过程我也经常结合我和我女儿之间的沟通去反思总结,结合我自身的经历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在南京协作者,接触流动儿童亲职教育的工作有9年,而我的女儿也9岁了,这9年我是亲职教育的传递者,更是受益者。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是职业上的老师,未来我也不可能进入到体制学校当一名老师,但我却一直在做着与儿童教育相关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我当年的理想,不在于是不是一名老师,我真正想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理念、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家庭。

 

 

专业陪伴成长  社会工作启蒙

记得在2003年第一次接触接触协作者之后,就对协作者非常向往,但却又感觉很遥远,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她们在一起。之后自己学了摄影后,觉得有了一技之长,于是又主动找到了北京协作者,希望能做一名志愿者,发挥一技之长。另外自己也参加了文艺探访队,不擅长表达的自己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锻炼下自己。然而简单的志愿工作却错误不断,第一次做摄影志愿者时,因为对摄像机的操作不熟悉,导致没有把活动的全过程记录下来;第一次参与文艺表演时,唯一的一句台词因为太过于紧张而没有说出来;为此,自己很是自责,但协作者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一次次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不足。为了改变自己,在志愿者及工作人员的鼓励下,我开始试着大声的介绍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小品台词。2006年,我参与了北京协作者《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民众戏剧的创作和排练,第一次和其他打工朋友一起将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舞台上向高校学生、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展示, 并走进了北京长安大戏院、南京大行宫会堂、珠海大剧院,走进全国的不同高校进行巡演。这段经历虽然是我认为自己没有直接的接触社会工作、也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发生的,但却对我的表达、内心的性格、自信心有了突破性的改变。也正是因此,我有了想法也更愿意说出来,更期望着去尝试、突破自己。


在北京协作者做志愿者的时候,也参加过不同的小组活动,如英语小组,文艺小组等等,志愿者们一有时间就聚集到协作者的劳工家园,畅谈自己的梦想,倾述工作中的烦恼。志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做厨师的,有学修车的,有做西餐的,还有爱好魔术的等等,大家各有所长,但也有共同的爱好,比如很多人都喜欢魔术,很多人都爱好摄影,于是我便萌生了开展摄影兴趣小组的想法,分享大家各自的特长和共同的爱好。当时并没有对为什么要这么做想的太清楚,只是觉得一伙人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特长,也是丰富每个人知识,对大家都有好处。没有想到,这个小组却成为我了解社会工作,认识社会工作的第一个踏板。开展小组的想法得到了李真老师及北京协作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认可和鼓励,于是我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撰写计划的历程。

 


 

一开始,我对小组一无所知,我向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请教,了解了计划中要有背景、目标、时间、行动计划等,同时还知道了写计划之前首先要先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根据需求来确定目标。于是我又与志愿者(小组的服务对象)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听取他们的建议。计划从一开始的几十个字的想法,通过实习生、工作人员的不断提建议,以及自己不断的修改,经过了半年多的业余时间完成。在开展小组前期,我与志愿者一起动手制作海报,动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参与小组,与工作人员模拟演练小组,一起动手制作活动道具,小组结束后开展评估等等。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个小组就是工作人员、志愿者一同参与完成的,而小组也更加成为了志愿者之间交流分享的平台,而我也在组织活动和交流中与大家一起成长。虽然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小组是社会工作专业手法之一,也不明白小组和社会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已经用社会工作方法开展小组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成长最多的也是自己,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助人自助”的体现吧。


从自助到助人

2007年5月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简称南京协作者)正式注册成立,7月我与其他四名同事到位,正式开始了办公场地布置、需求了解、服务拓展等筹备工作。7、8月份正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我们每天下班晚上八九点钟都会看到一些穿着朴素的打工朋友,或抱着小孩,或夫妻携手,也或者是单身一个人,聚集在一些设备简陋的街头卡拉OK旁,欣赏着那来自心底的歌声。虽然每天看到有很多的打工朋友,但刚开始却不知道如何开展服务,他/她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他/她们做些什么?为了了解这些打工朋友的需求,我曾经在二手市场与他/她们聊过,我的同事也都想过各种办法接近这些打工朋友,但了解的信息都很零散,不能支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开展服务。为此,在北京协作者的支持下,北京协作者团队与我们一起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社区需求调查。在开展社区调查的初期,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是分小组进行的,记得第一次去社区访谈的时候,因为害怕拒绝,所以我带着小组成员总是在社区里走来走去,一次次从居民身边走过却不敢听下脚步与她/他们打个招呼。另外我们也经常会被怀疑,有人会说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第一天下来,我们基本都是信心满满出发,灰头土脸而归。其实当时特别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做的是好事,但却得不到认可哪?幸好当时李真老师、李涛老师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印象当中李真老师曾跟我们这样说过:“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一个陌生人突然跟你打招呼,说一些你都不懂的事情,你会怎么想?”每天结束访谈后,我们都会讨论当天访谈的成果,遇到的问题等,李涛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半结构访谈的培训。这才使我们后期的访谈逐渐顺利起来,在田间,在屋檐下,打工朋友们向我们讲述她/他的工作经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我们一起绘制社区资源图。后来我逐渐明白,打工朋友之所以不信任我们,是因为她/他们确实不了解社会组织,不了解公益。在这个一切已物资为衡量标准的社会,打工朋友本身就被边缘化,长期的被忽视更让她/他们不敢相信还要公益免费这样的好事情。因此,我们在每一次社区走访,每一次活动中,都会向大家介绍机构,介绍公益。


2008年,我们的服务走进了工地,当时我主要负责工地探访服务。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进工地宿舍生活区时,那里的打工朋友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存满怀疑的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公益?免费?会有这样好的事?是想卖什么东西吧?”这样的怀疑时常会有,每一次我们都不厌其烦的向他们介绍我们是做什么的?并带着愿意参与我们活动的服务对象包括社区流动儿童一起去工地,一次、两次,我们用真诚换取了信任,打工朋友开始和我们聊他们的生活,开始协助我们找项目经理洽谈放电影的事情,协助我们布置活动场地,动员活动人员。我们与打工朋友一起分享电影,打工朋友告诉我们,电影里演的他们都经历过,他们打工的日子比电影里演的还要难。我们在工地开展了安全教育及安全法律知识的培训,打工朋友不仅提升了安全的意识,同时我们还鼓励打工朋友分享培训后的感受,提升了打工朋友自我表达的能力。为了使服务更加高效,更加全面的满足打工朋友的需求,我们将图书借阅、衣物发放、电影分享、安全知识培训等服务捆绑开展。很多人会问到我们,如何能保证借出去的图书收回来?但是我们的打工朋友在借了书后,因为要搬到别的工地,冒着雨给我们把书送到办公室,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书都是来自社会的捐赠。每次工地探访时,打工朋友都会早早的张罗着布置场地,有一次由于场地不好协调,几个布置场地的打工朋友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就开始布置场地,一直到电影结束,他们还没有吃饭。在2010年新年联谊会上,《一个民工的幸福生活》以戏剧的形式再现了打工朋友真实的生活和期望,大家都在为打工朋友们真实精彩的表演喝彩感动时,我却在志愿者颁奖的环节中留下了眼泪,因为颁奖舞台上不光有大学生、政府官员,更有我们的打工朋友,流动儿童,我想这是收获的眼泪。

 

记得以前打工时,自己对劳动法律一无所知,每次老板发工资时,发多少就是多少,从没有想过有没有加班工资?是否签了劳动合同?是否上了社会保险这些本身就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2006年做摄影工作,在北京协作者的平台上,虽然了解了单位应该给自己上社会保险,但出于对工作稳定的考虑,也并没有向单位提出补缴保险的要求。在南京协作者正式工作后,经常会接触到被拖欠工资,或因没有签劳动合同而权益受到侵害时找不到证据的打工朋友,那个时候自己虽然没有正式的负责社区调解与咨询这块工作,但也从一个个打工朋友求助时的无奈以及个案故事中,认识到劳动权益意识的重要性。


2010年,由于机构人事的变动,自己全方面介入了社区调解与咨询工作,让自己在新的挑战中成长。社区调解与咨询工作不同于普通的法律援助工作,更注重的是服务对象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服务对象情感的慰藉,同时更要注重服务对象的自觉原则。2010年8月,一名来自安徽的大姐因为丈夫有外遇夫妻感情不和而咨询到我,在咨询过程中了解到这位大姐与丈夫经常吵架,家里孩子因为父母吵架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而她自己也纠结于离婚还是不离婚。因为如果离婚,家庭就会破裂,夫妻多年的感情也会因此断裂,而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以后的影响;如果不离婚,她自己很难承受现在的压力,同时也更担心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健康成长问题。是要协助她离婚还是劝她以家庭为主继续忍耐?成为我的困惑和思考。为此,我没有为她做任何决定,首先站在案主的角度,倾听她诉说,给予她情感的慰藉;之后与案主一起分析了丈夫外遇的原因以及夫妻间是否还存有感情,分析了如何才能降低因为夫妻间的情感纠纷带给孩子成长的影响,鼓励她去说服丈夫,并尽量减少和丈夫的争吵,同时建议她将孩子带到新市民之家或一家人多些沟通。经过几个月后,她反应说丈夫最近已经减少往外跑(找外遇)的次数了,自己有了一些信心。而现在,他们一家又过上了非常幸福的生活。


在同年的10月份,14名安徽的打工者因为建筑工地拖欠工资咨询到机构,如果是传统的法律援助部门,或许就是将案子接过来,替打工朋友申请劳动仲裁或起诉法院等。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知道他们曾经找过建工局的清欠办(专门负责建筑工地拖欠工资的部门),但因为这些部门不作为,对于他们的事情不予受理。为此,他们想去上一级的(市建工局清欠办)投诉,同时经过老乡了解到机构,并先来机构,希望给予支持。为此,我经过和同事分析,觉得通过清欠办讨要工资是一条比较快速成本相对很低的途径,但为了避免这些部门不作为,就要考虑一些方法。于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全部去市清欠办,通过大家选举出3名代表去市清欠办投诉,并鼓励他们投诉时要态度坚定。这个个案经过三天的时间,成功协助打工朋友拿到了他们的合法待遇。当大家都为我成功协助14名安徽打工朋友成功讨回20万工资款而庆贺时,我却曾在一段时间内不住的问自己,我倒底为我们的打工朋友做了什么——与欠清办协调是打工朋友亲自和工作人员谈,与建筑工地老板争论也是打工朋友亲自据理力争,而我在后边看到大家被对方无理的反驳而无话可说时,自己很想站出来和那些老板摆摆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而是把大家伙召集起来,一起商量如何应对老板的无理取闹;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也很想说: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应该那样做,但最后还是没有,而是尽我最大所能提供相应的法律信息,鼓励大家想办法,讨论该怎么办;最终,工资是大家亲自要到的,要多少怎么样也是大家共同决定的,我只是在旁给大家提提建议,出出主意,鼓鼓士气。现在想想,这些才是我们真真应该去做的。当然,提建议、出主意、鼓士气,这些都是要从自己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对专业理念的理解上去实行的,且不可盲目的去做。

 

“助人自助”理念的传递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但很多人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助人自助”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锻炼了自己,也在帮助自己;有的人认为“助人自助”就是“授人与渔”。而南京协作者则认为“助人自助”是基于相信每个服务对象都有改变自己的潜能,通过在服务中培育起自我服务与服务他人的能力,使其从受助者到自助者,再到助人者的转变。因为自己曾今就是一个受助者,在参与协作者服务中,自己的自信心、表达能力得到提升,因此也更愿意将自己的所学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打工朋友,从而成为一名志愿者、以及社会工作者,这就是“助人自助”实现的过程。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同时机构在服务中一直秉承“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专业发展理念,因此在自己工作过程中,也要将这一理念进行传递。


2011年,一名看上去有点残疾的安徽籍大姐来到南京协作者向我咨询劳动纠纷的问题。这位大姐跟我说单位嫌弃她们残疾人工作效率低,因此要辞退她,并且以前经常加班也不给加班费。在交谈过程中,我发现她虽然只有二年级的文化水平,但她对自己的权益意识很强,自己曾经投诉过相关部门,但因为自己对法律知识不了解,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因为未被受理。为此,我跟她一起分析了她目前被单位侵犯的权益有哪些,学习了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并且建议她自己可以去书店找一本劳动合同法的读本,把适合自己权益保护的几条法规记下来,之后再去找相关部门去投诉。这位大家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并且在劳动监察部门的协调下,也拿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赔偿。之后,又有几个工友也遇到了跟她类似的情况,她再次带着工友找到我们,我鼓励她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工友们。并协助她学习相关的劳动合同法知识,写仲裁申请书,一起去仲裁调解,到后来,她自己已经能够很好的写出一份仲裁申请书,并且先后通过与单位调解,仲裁、起诉为20个工友争取了合法的劳动权益。

 

 

从专业服务到专业支持

专业服务中,自己面对的挑战和困惑很多,然而在2010年中,自己对专业的困惑却越发的增多,因为越来越多的要涉及实习生督导、志愿者培育、服务工作的统筹等工作,因此越发觉得自己的成长遇到了瓶颈,对专业的思考也增多起来。


实习生督导:

2010年之前,自己还是已直接服务为主,虽然也接触实习生,可是对于亲自介入实习生的督导工作,却是比较陌生的。同时自己又没有专门学过社会工作,对于实习生的督导理论知识相对缺乏,这对于自己承担实习生的督导工作就更是一个挑战了。然而,这是工作的需要,同时更是自己成长的最好契机,只有敢于去承担,才能真正的体会成长的意义。实习生督导的工作内容很多,日志的回复,计划的修改,每次小组活动的跟进,督导会议,包括在日常中的聊天,这些都需要自己去投入很多的精力去思考、行动;同时更需要有社会工作专业督导的理论知识支撑。而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进行反思和学习,这种反思与学习往往也是很痛苦的。


作为一个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时,有时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曾因具体的工作与专业价值、专业理念发生冲突时而感到困惑。记得在一次开放式小组活动中,实习生与自己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同时实习生的意见也影响了部分服务对象对活动的态度,那时的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因为每做出一个决定都会遭遇实习生和服务对象的赞同和否定的双重态度,即使按照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把决定权交给服务对象,最终得出的结果依然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准是处在矛盾中;最终,自己还是听了实习生和部分服务对象的建议,决定取消这次活动,同时,为了不影响此次活动的意义和目标,自己和同事商量后,决定改变活动的形式,既完成了活动的目标,同时也安抚了实习生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情绪。而这个过程自己却经历了专业的困惑,抉择的痛苦等种种成长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也是最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2014年,有两名连学校老师都觉得能力很一般的实习生来到机构实习。为了使她们能够熟悉机构的儿童托管服务,并在以后独立承担起活动的组织开展,她们全面参与了当时我们的流动儿童服务的学习小组,并且每日托管之后参与评估,在日志中反思一天的收获及问题。鼓励她们参与工作人员的生日会等团队活动,促进她们更快的融入团队。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她们不仅仅能够完全的独立承担起托管服务,还分别独立设计开展了社区活动,专业能力及认识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同年寒假,其中一名实习生还专门来到南京协作者,为流动儿童开展了冬令营活动。


志愿者培育:

志愿者是机构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因此志愿者的培育工作也就更加重要;对于志愿者的管理工作自己以前也有涉及过,同时自己以前也是一名志愿者,机构刚刚成立时,自己也参与了志愿者管理制度的讨论和制定,因此对于这项工作来说自己并不陌生。但是,当自己真正的介入到系统的志愿者管理工作当中时,才发现志愿者的管理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2011年新年联谊会中,自己作为新年联谊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负责着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育。从前期的招募、到志愿者的培训、岗位的确定、具体工作的实施和落实,这些都需要自己有清晰的工作要求和培训计划来完成;但是,前期招募信息公布了,志愿者的培训计划做了,岗位要求明确了,但是在执行时依然是漏洞百出;在新年联谊会的前一天,由于负责场地布置的南师大志愿者没有按照要求把活动的横幅制作完成,因此不得不临时协调晓庄学院拾焰者社团志愿者来从新制作横幅,布置场地,也因为时间匆忙,场地的布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在活动的当天,中午吃饭的时间,也是观众进入会场的时间,这个时候却发现签到处没有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思来想去还是自己的要求不够明确,很多事情自己知道怎么做,标准是什么?可是却未能清晰的传递给志愿者,这是自己的一大弊病,也是自己在未来要努力改变的缺点。


在2011年的时候,由同事卢金艳负责的高校社团培育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得到了包括高校老师、参与社团志愿者的认可,自己在参与中也对志愿者培育的工作更加的熟悉。于是在2013年,南京协作者再次启动第二期的高校社团培育,我当时负责起了培育的主要工作。从社团的征集招募,开展项目答辩,再到社团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督导支持,系列的服务技巧理念、团队合作的培训,以及最后的社团项目实施评估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团培育流程。在这次培育中,有四个社团直接参与,60多名志愿者在参与中提升了方案策划、团队合作,儿童服务技巧等相关能力。其中有两个社团在以后一直持续参与南京协作者志愿服务,一个社团在南京协作者固定的探访社区已持续参与3年。


每一个转折都是曲折的,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持。

 

 

家庭与工作

2007年成为协作者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时,也是我刚刚成家的时候。结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本来可以有个幸福的小家庭,但却并不安定。工作忙、工资低是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当时我也一样。而前妻对于我的工作并不是很认同,尤其像我把工作当中事业来做的时候,前妻会觉得我心里只有工作,没有家。长期以来,我也觉得自己所做的在家里得不到认可,压力很大。因此,和前妻之间也会经常的争吵,那时自己也不是很理智,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前妻发生的争执。最终,由于长期两地分居,我们的婚姻走向了破裂。虽然直到现在我还单身,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直到我离婚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我一直认为夫妻双方如果不能认同和支持对方的事业时,不能共同走过最艰难的那一段路时,那他们之间的婚姻存在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虽然这么说在现在来看并不是很现实。


我的父母也都60多岁了,因为我离婚对于父母也带来很大的打击,母亲在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次眼泪,前两年说眼疼,一见风就火辣辣的疼,想哭的时候根本哭不出泪来。然而就是这种情况下,父母现在在村里还种着很多的地,干着相当于两个年轻劳动力干的农活。

 

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你做公益也得顾家啊,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老家的亲戚也跟我说:“你只能在南京挣钱吗?回家就没有你干的了?”,前妻也经常说我“自私”。然而,没有人能明白我为什么坚持,或许只有我的战友,我的父母。从我工作以来,父母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的选择,即便是后来到了协作者,来了南京,父母也没有去阻止或劝说我不要来。从父母那里,我感受到了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就在我离婚的时候,父母也没有为了阻止我离婚而劝我不要再做现在的工作了。然而我知道,这种信任和支持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在村里,当别人问父亲我在从事什么工作时,父亲说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因此觉得抬不起头。同时,他们为了支持我,为了缓解我的生活压力,承担了繁重的农活,而我却不能帮不了他们任何事情。2011年年会上,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会场里突然想起了父亲的声音,他说:“儿子,你在南京好好干吧,家里你就多放心,我跟你妈妈都很好”,那个时候我泣不成声,这是机构刻意的安排,我能够理解机构的用心,只是我却无法让自己平静。


2008年5月份,我的女儿出生,到今天已经9岁了,而细数这9年,我陪伴女儿的时间估计加起来也就2年。比较欣慰的是即便如此,即便后来我和前妻离婚了,女儿和我的感情却一直很好,每次见到我都跟我滔滔不绝的说个没完,那时我很欣慰。当然,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经常陪伴女儿的现实情况,我也在努力的寻找着其它办法。每周一次电话,每个月一封信,虽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还是尽量的坚持着。而机构也给了我很大支持,每次放假都会多批准我几天的假期,让我在家好好陪女儿。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在游乐场玩时,同事们在群里沟通工作的事情,我也在群里跟大家沟通,女儿在旁边一个人玩,跟我说:“爸爸,你别玩手机了,陪我玩一会吧”。这时,李涛老师也在群里提醒大家:“大海现在在家里陪女儿,大家尽量不要打扰他”,而我也默默的收起手机,继续陪女儿玩起来。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好好的陪女儿,也非常感谢同事对我的支持。


曾经有很多的青年学生或青年社工说因为要养家,所以虽然自己很热爱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但却不能从事这个工作,但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养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解决一家人的温饱?还是过上有车有房的小资生活?这里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的说从事社会工作就养不了家是不够客观的。另外就是热爱,每个人对于被社会尊重、有意义的事情都会很向往,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社会价值被认可。但向往归向往,自己是否真的愿意投身去做,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还要看自己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程度和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因此,如果说因为要养家而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社会工作时,不如说是从目前看,社会工作所能带给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你想要的或能够满足的。


一个巴掌的背后

2008年11月的一天,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到南京协作者办公室,要求我填写经济普查表,并且只给了我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向对方解释财务工作要严谨,两个小时肯定填不完,但对方根本不听解释,并且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大声吵起来,说我故意刁难她,搞得我无法正常的统计财务数据,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同事的正常工作。出于工作的需要以及对财务保密的负责,我要求对方出去说话。可对方根本不理睬我的要求,蛮横无理,越吵越凶,并动手打了我一巴掌,紧跟着,居委会的主任等三四个人一同闯进我们办公室,一起围向我,要动手打我……


在这次打人事件中,相关领导曾参与调解,可以说费了不少心思,但所有领导一致的处理思路就是:打人是不对,但之所以发生打人肯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单单从打人来说,被打的我实在不知道我的错在那里?无缘无故挨打了还要负责任?而同时,我做为社区的一名普通居民,且又是服务与社区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者,反而被当地的居委会人员群体围打,这又岂止是个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当时我很愤怒,我的同事都为此而愤怒,同时也有无奈与困惑。愤怒的不仅仅是我被打了,更重要的是一个草根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在他的工作中所受到的阻碍,甚至是人格的侮辱经然来自与当地的传统服务部门。而困惑则来自与相关领导的处理方式与态度,虽然他们费了很多心思,但没有人去直面问题的根本,简单的把这一事件定位在两人之间的纠纷上。这是传统体制与专业发展的冲突?还是利益争夺中队慈善、公益的排斥?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们在工作中已经承受了很大的来自与居委会、街道的重重压力与刁难。2007年7月,南京协作者在建邺区民政局注册成立,并且由建邺区民政局协调街道提供办公场地,从社会工作发展大的局势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势,政府部门开始关注社会工作,并且开始认识到社会工作的价值。


一开始,街道、居委会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口口声声说要学习我们的专业服务方法来弥补传统服务的不足。社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社区的情况,带领我们认识当地的企业等等,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体制与专业服务一片大好前景。可是,当我们的服务正式开展起来,工作不断显露成效时,阻碍也不断的增多,最后甚至上升到恶意的破坏。


我们是服务型的机构,我们的工作时间是要结合服务对象的时间的,比如在中午时,很多流动儿童会利用中午放学的时间来新市民之家借书或打乒乓球,但是这个时候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在午休,孩子们吵了他们的午休;为此,我们提醒每个孩子要小声说话;同时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在办公室走廊的墙壁上贴了温馨提示,提醒大家走路小时及安全事项,但是第二天便被居委会人员以领导参观不好看的荒谬理由撕掉;而我们平时经常开展活动的新市民之家活动室却必须要改成他们的名字,原因是领导检查,觉得南京协作者新市民之家的服务做得很好,给了他们资源建立图书室,他们就要把活动室建成他们的图书室……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我们经常在办公的时候,居委会的人员就门也不敲直接闯进我们办公室指这指那;街道的科长也曾指着同事的鼻子大声吼:你们从哪来回哪去,这里是我的地方!我们尽量与其协调,避免冲突的发生,然而换来的只是对方一次比一次的嚣张;我们与其据理力争,对方便出手打人……


虽然后来,民政局再次为南京协作者协调了表面上相对独立的办公场地,但是在我们刚刚稳定一年的时间里,工作成效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很大认可的情况下,居委会再次提出场地是他们的,以前活动的地方要由他们来使用,之前的合作方式也要从新按照他们的想法来修改等等无理的要求。十年来,南京协作者换了三个办公场地,虽然目前相对稳定,但从我们的办公需求和服务功能设置上看,目前的办公场地是远远不足的。同时,我们也依然会面临来自社区部门的压力“要服务我们本社区户籍居民”。而我们也在长期的与社区合作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尽可能的协调好合作关系。十年来,看似我们是在与居委会的几次场地之争,但实际是传统服务部门与专业社会组织的在寻求合作与利益均衡上的一场博弈。


我们都知道流动人口在为城市的建设做到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享受到城市的服务确少之又少,甚至是排斥。同样,社会工作者虽然服务与社会,在社会公共服务上弥补了政府部门的不足,但有时并不能得到认可,有时连基本的尊重都很难得到。社会工作者与流动人口一样,在社会的发展中还处于弱势,社会价值不被大众所认可和关注,因此我们在生存、发展、追求梦想与现实困境之间一次次跌倒爬起。爬起并能继续前行的,终将在前方踏出一条有价值的路。


所以,经历过后,无论前方是怎样的路,我都为自己能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而自豪!


作者简介:

王瑞海,出生在80年代的河北坝上农村,农民工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者;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说话,但喜欢独立思考,常常对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抱有不同看法。少年时期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名好老师,渴望能用自己懂得的知识教导更多的人,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中学因病退学,之后曾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一度迷茫,20岁踏上了进京打工的征途,后认识协作者,便与社会工作结下不解之缘。2010年通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