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因你而多彩

 

 

一、与社会工作相遇

2001年，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第一次听到“社会工作”这个词，在放假回家和母亲一起看新闻联播时，电视里介绍上海的社会工作者在街道社区的服务。我对母亲说（或者我在心里想）我适合学这个。当其时我读大一，学的是行政管理。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希望从事公共服务。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职业第一次在我脑海里划过了。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个词在当时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2008年的4月1日，毕业工作近3年的我从广州一家老国企正式辞职。印象中家里没有太多的阻拦，尽管不愿意。身边的长辈都说，“多好啊！逢年过节有假期，虽然工资不高，可是工作很清闲啊，适合女孩子！”当时辞职的决定还是有点艰难的，因为面对新的选择，我的内心也是充满忐忑的，同时一个升职的允诺又摆在自己面前，最终还是决定要离开，大抵是一直放不下心中实现为贫弱者呼的人生理想。其实当一个人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便可以坦然面对周遭的现实。社会工作特别强调服务对象自我的能力挖掘和提升，社会工作者不能替代，替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满足，却不是专业的服务。当然这些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如果说梦想是昂贵的东西，我想最昂贵的部分便是家人的理解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从企业转战到NGO的圈子。记得投过不少简历，不知道为什么回复的寥寥。有时候我不得不认为是有缘分安排这样的说辞。就如我的社工督导说，“你是捡来的！”一样。

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简历写得真是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但是很多时候石沉大海。写到这，我很庆幸自己在珠海协作者工作时，认真地对待每一份简历，那里背后，或许是蕴藏着和我相似的人。记得等待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节约着花钱，中午一般只吃自己做的西红柿挂面。我甚至决定了去参加只有实习补助的青年培育项目，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近3年了。后来也真的去了，家里也闹了些矛盾，主要是不希望我到农村去，非常的担心，电话里母亲转达父亲的意思，说得很决绝。但是第二天，我的母亲发短信告诉我，“既然去了，那就要照顾好自己，凡事小心。”这条短信我存了2年。此刻想起历历在目。再后来，因为不合适，我便又离开，但是我再选择时，也考虑着家里人了。我想，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应该可以找到。从事三农服务，但是不在农村，那么或许农民工服务是合适的。没有想过如果找不到会是什么样子？但庆幸的是，找到了。我来到了北京协作者。

面试的过程，同样是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面试我的是在劳工服务领域的前辈：李涛、李真。当时是在广州的地中海国际酒店，他们到东莞出差后，又到广州与我见面，李真和李涛还有我，很高兴，现在可以这么说：3个社会工作者坐在一起，那时我还不是。我们聊得挺投机，我还记得李涛偶尔看下手机，发短信，好像是他姥爷身体出了点状况，看起来有点焦急。李真问我为什么想做这份工作，我自然说到了自己从小崇拜的周总理，然后还小激动了一把，不知道他们看见没。眼窝浅应该是有遗传的，我的母亲一听到升国旗唱国歌，就激动而热泪盈眶，现在年纪大了，倒是好些。但听说（只能是听说了，2005年毕业，我已经比较少回家）我的父亲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剧到动情处也挺动情的。说起我的崇敬，身边的朋友也很欣赏我。有时我想，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崇敬，那么不要藏着掖着，要大方地亮出来，因为那实在是很美的东西。我的朋友都很欣赏我崇拜周总理，尽管这不是个崇拜伟人的时代。在有人说我傻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他们的羡慕和喜欢。这总让我觉得人们其实都是怀着良善，就是周遭的环境让我们把这些掩埋了。再说回李涛、李真，他们都很草根，这是我喜欢的，我们坐在酒店大堂貌似要收费的地儿，服务小姐很礼貌地过来问我们喝点啥，李涛或是李真也很礼貌的告诉她，谢谢，不需要。后来我想，他们是住在那么？还是就近找了个适合面试的地。总之，我是很喜欢占“这种便宜”的。

遇到协作者还要说一个人，她叫庞雯雯，也是非常有意思。庞雯雯，我一般叫她庞二，是那种北京大冬天的时候，团队聚餐后，自觉缩到小角落里洗碗的人，她的好朋友叫二狗子，一条差点被人给灭了的狗儿。她经常说，“想想二狗子只能活到十几岁，我就难过。”庞雯雯在为北京协作者筛选了无数的简历后，终于找到了我。然后详细地回答了我多封邮件，包括我开始不敢相信的薪酬，因为，那比我的实习补助还低。以至于后来，她说，“和你的邮件往来，都可以出一期通讯了！”是啊，我们都是用“生命”在选择，怎么能不认真呢？！现在她已选择离开社会工作，我想是暂时的，社工路上行走有太多的不易，有时往往不是行走的人不能承受，而是他们身边的人，想起李涛写的文章，讲到社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亲人朋友。也正因如此，选择一份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职业，便注定了要经历内心的波澜，而我相信，这样才是人生真正的成长。

 

至此，我找到了协作者，然后真正结识了社会工作。

 

二、初识社会工作

初识社会工作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协作者渡过的。记得我的第一次正式的小组活动，是社区的电影分享小组。我不是科班出身，只是有着对“参与”、“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些认识，北京协作者却愿意付出成本来培养新人。电影活动计划改了2稿，非常细致，一次计划书下来，活动场景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走了两遍。每个细节，可能的风险，同事协助着自己一一地纠正，接近可能的现实。当然，现实永远是不能模拟的，所以，实务的积累背后需要的是内化社会工作的理念。记得当时我们看的电影是《吾家有女艾芙琳》，这是我自己选的一部取材真实故事，描述一对爱尔兰的父女如何用真情改变法律的过程。阳光而鼓舞人心。电影看的时候自是轻松，到了分享电影的环节，便很见一位社会工作者的功力了。是否能“承受”沉默，是否能紧紧的聚焦，究竟如何在彼此的分享中由电影而生活。第一次的我，场面不算难看，因为自己凭着对影片和生活的思考，还是能暖场。当时计划书的影子犹如刻录机一般的印在脑海里，然后自己开始“赶”，环节一，环节二，……后来活动评估会上，同事们既给我一点鼓励——一点鼓励颇有点协作者的风格，希望的是每个工作者都能面对自己的不足，尽管这个过程很难——又给我许多中肯的意见。但是直到我到珠海协作者工作经历了许多次电影活动，自己主持，或是协助同事，细细的回想，我才愈发深刻体会那些是怎样的意见。相信组员的参与吗？仅仅是为了传递观点吗？这个过程大家思想的碰撞才是真正相互启发的过程。

 

 

 

说起来似乎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的社区活动有那么点临危受命的意思。由辅助活动的角色转为负责活动的角色，并参加和机构重要合作伙伴的面谈。还记得合作伙伴的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那个金碧辉煌。呵呵，隐约记得谈得还算顺利，所以出来时，我便“奖励”了一下自己享用了那个同样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洗手间（很多很多的镜子）。写到这我就禁不住想起和这次活动相关的另一方，张万坟的乡亲们，老实说，此刻，我真是想不起来自己去做社区探访时，享用过哪位大哥嫂子家里的茅房，很奇怪，想不起来。或许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还是有自己习惯的。当我选择了NGO的时候，当我喜欢社工的草根，行走在底层的时候，我总会心里暗暗的稍稍地夸一下自己，因为我确认自己能克服一些东西，心底有一份人性的善意。我的活动就是把金碧辉煌楼里衣着闲适的人和北京六环外以租种菜地为生的一群憨厚朴实的人连结在一起。还记得“大手牵小手同游天安门”时，一位懂事的小姑娘把自己的那份麦当劳留下来带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一位父亲带着自己孩子参加活动，干净的衬衣却显得有点逼仄，凸显了一个小肚子；一位公司志愿者始终牵着与自己结对的孩子的手，他蹲下来，告诉那个小朋友，“北京就是你的家！”有时我想，基于什么，可以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我想是一种善意。我会再问自己，他们会彼此关心吗？是在满足彼此不同的需求吗？一个社会工作者怎样在协助自己的服务对象获得资源的同时，使他们看到自己独特的价值而满怀自信呢？我想这是社会工作者服务弱势人群时需谨记的，也正是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所决定的，基于个体的价值，基于人性的尊严。

 

工作了3年第一次写检讨也是在北京协作者。深夜一点多的我骑着个有点破的单车奔驰在五四大街上，“五四”，多少有点中国历史情怀的人，都会对此对两个字带着想象。我是校对调整马上要使用的宣传品，协作者严谨认真的作风，使我多次出入于图文制作公司，一线的工作相当的琐碎，当这些琐碎堆积起服务对象的笑容时，便也就多了一份踏实。所以在深夜奔忙于五四大街上的我心里也升腾起一些东西。后来回到机构得知必须于当天交工作计划，而自己已经迟交了，据说后果很严重，便又熬夜到了4点。但是仍然是迟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写检讨，停职反思。

回到事情本身，理性地反思，确实是社工成长的途径。检讨书写了两遍。第一遍的我貌似检讨，实质却是想告诉所有人，自己的不容易。后来李涛找我谈话，开始真正的检讨，其实只是回到事情本身。第二次的检讨书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在与机构首席统筹的交谈后，我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导致迟交计划的直接原因和本质的原因。直接原因是对计划这项工作的不重视，认为自己忙着手头的工作更急迫，这种认识，是因为手头有些工作确实很紧急，但并不是不可预见，突然增加的；也是因为手头的另一些工作是拖了很久的，自己非常希望快点来完成、既是对机构的交待也是对自己的交待。本质原因却是我在写上一份检讨书时一直忽视的，更是对直接原因的一种反驳。假如我想是我的工作变得有条理，有预见性，可以安排，假如我不想大部分时候都为工作的拖沓而痛苦，那么，正是计

划和效率表有可能成为一种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而且，它不仅是方法，也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考验！

……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不想虚度光阴的人，是应该庆幸有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上司，特别是放在我身上，虽然，也算是有所追求，但却很清楚自己的意志力薄弱。而世上的事，认真和坚持二者兼具的时候，大概也就没有什么难的了。”

 

再后来，我在北京协作者开始逐渐做起一些培训，有时是坐着机构的探访快车去的，有时是挤着公交去的。好在北京的公交便宜。现在回想起来，胡同里馅饼的味道还是那么清晰，有时太赶了，来不及吃饭，就与馅饼为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吃馅饼，里面有个梅子的核，呃！

北京协作者的经历，从行政支持工作到制度管理，从小组活动到社区活动，到培训协调与开展，6个月开启了我人生一个新的开始。

 

三、在社会工作道路上前行​

2008年的12月初，我受北京协作者委派，来到珠海，开始珠海协作者的筹建工作。在北京协作者同事前期的努力下，珠海协作者有了合法的身份。作为一个用专业方法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机构，能有合法身份，在珠三角乃至全国都是为数不多的。我成为珠海协作者的第一个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荣幸，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回首2年多的岁月，不得不说承担责任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给珠海协作者所在的工业园笼罩上一层凝重的气氛。我独自一人开始了找办公服务的场地，联系装修公司，争取合作伙伴的参与和支持。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时间我住在合作伙伴提供的高级雇员的公寓里，公寓内外环境迥异，有时让人怀疑是否身在同一片社区。白天，我在工业园里行走联络，晚间便到聚集许多打工者的广场或街边的麻辣烫小店和刚刚认识的摊主们聊天，走进他们的生活，让我自己也变得充盈起来。那段时间身边没有同伴，这些珠海协作者将要面对的人们就是我的同伴。甘地说，“真理遍布各地，要想获得它，就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地位低微的人。”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我的解读是，往小处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潜能，都有值得学习和尊重的地方，从“弱者”身上同样可以获得真知；从大处讲，所谓地位卑微那只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下的话语，正是基于相信人性的美好与生命权利的平等，社会工作者的存在便有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使命，恰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能收获自身生命的圆满。尽管这一路并不平坦……

 

 

 

服务，还是服务

2009年的元宵节，是珠海协作者第一次专业服务，据我写下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两年多，但是当时的情景仍然很清晰。其实大部分过去的服务活动都是历历在目，大抵是无论作为一个活动带领者，还是作为协助者，每次的参与都是紧张而投入的。因为每次的服务，我们面对的都是鲜活的服务对象。关注着每个参与的人，为他们细微的眼神变化而谨慎思考，为沉默的成员鼓劲加油，为如何形成成员内发的动力焦急，为自己一次自然真诚的关怀而庆幸……许多次的服务，我慢慢明白社会工作活动的成效是基于相信参与者的能力，并以激发他们的主动参与推动活动的发展来实现的。

还记得2009年3月份，我们正为开展什么服务活动发愁，机构负责人李涛让我们考虑服务活动因什么开展？需求啊！我们顿时明白了许多，守着偌大的工业区，我们应该走出去了解需求啊！接下来便兴奋的设计了需求调查小组。第一次活动是我主持，在机构开展的。当时感觉很挫败，只有5个人参加，空荡荡地坐在六七十平方的活动室。我的小组带领显得很青涩，脑子里不断地希望让大家说出金融危机下的需求，可是，大家却不着边际地说着喜欢吃的食品，健康保健这类家常谈天的话资，尽管我表现得很镇定，但其实心里却有个声音不断跳出来说，“就这样吧，快点结束！”那次活动后自己非常沮丧，也很担心，因为这是机构刚刚开始的服务啊，被我这样搞砸了。我还是机构日常运作的负责人，怎么办？怎么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写评估报告，很多细节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不愿回想便自然地淡忘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同伴都看着我呢，服务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带给他们信心。我开始重新认真地看回计划书，和同伴讨论活动出现的问题。第一次感觉到自己非常渴望有专业的服务知识。我想那次活动从一开始就出问题了，因为我自己不能接受只来了5名参与者。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我们不是经常说只要有一个服务对象到场，都需要认真负责地做好服务么？我想自己还需要很多成长！

 

 

 

 

后来，我们走进宿舍区开展需求探访，活动进行得一次比一次顺利。无论是第一次男生宿舍很多人的参与还是面对女生宿舍艰苦的动员来十几名组员，我渐渐找到感觉，保持着对每次活动的兴奋，这种兴奋很简单，因为感受到被需要。感受到服务对象的投入。几次探访活动下来，珠海协作者有了第一批的志愿者，他们有的已经跟随珠海协作者走过了两年多。两年的持续参与，对于流动着的打工人来说，实属不易。

珠海协作者的服务历经两年的时间，从起初不知道做什么，到尝试借鉴伙伴机构的服务内容开设电影成长小组透过电影激励金融危机笼罩下工业园里的打工青年，而后又将电影活动做成社区公益剧场，走进社区录像厅，走进厂区宿舍，从在珠海协作者做图书借阅到流动图书探访，读书分享小组，从白话、英语学习小组、社会工作学习小组再到节假日里的社区联谊活动将社区原本陌生的人汇聚成相互信任的朋友……活动的点子有时就兀自的冒出来，有时晚上躺在床上，思绪就兴奋的蹦跶着。很多服务手法自动自觉地关联，想象着服务的开展，推动服务对象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兴奋的我又失眠了！

然而，也并不总是快乐的。专业服务是珠海协作者的灵魂。我是半路出家的社会工作者，理论和实务的底子薄，而珠海协作者名声在外，作为企业社会工作领域的探路者，我体会到什么是惟有兢兢业业。关键是来自于服务对象的需求，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掌握更专业能有更多的精力带领团队提供更广泛更适切的服务。而这需要我们自己的历练和成长，需要我们挖掘服务对象本身的能量并在服务中提升他们自我服务的能力，需要我们建立起服务对象的社区支持网络，需要……正是这些需要鼓舞着我自己前进。

记得2009年12月14日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听闻工业园里，我的身边发生了命案。在给合作伙伴写的信里，我写下了自己的愧疚：

在接待香港两所大学和中大学生到访前一个小时，我看到了南都的报道《三天两命案，他们经历了什么》，心里面久久不能平复，想起来便不能自已！在向他们介绍珠海协作者使命与服务时，我愈发觉得不可抑制的难过和愧疚！

 

 

 

 

年轻的生命，我甚至能想见可能位于西埔的出租屋，想见我们身边的大排挡发生的一切。这些年轻的打工者，他们就在我的身边，那么熟悉、那么鲜活。我们做得不够！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记得在9月10月的简报里我们也发现了一线员工与基层管理者的冲突问题，但是没想到事情就这么快发生了。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深深感觉到珠海协作者与这个社区的联系原来是这么深，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

就在我的身边，一位年仅20岁的打工青年刺死了自己年轻的上司，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20岁，那应该是怎样的年华，是什么绝望和冲动把他们推向死亡。而到了2010年初，富士康跳楼事件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触目惊心，我再次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哪怕我的力量很微小，但终将是一份希望。企业社会工作在多少年轻人用生命作代价的呼唤中开始为社会所关注。而珠海协作者在这条路上已经行走两年多：建立企业之外独立第三方沟通渠道，开展丰富基层工人工余生活的康乐活动，开展提升打工青年自信心与表达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将民众戏剧文艺表演与社会工作的成长小组结合开展话剧培训与创作，培育打工青年志愿者，建立同伴支持系统。一位打工青年志愿者说，“如果可以让我们创作的话剧《一个民工的幸福生活》给富士康的人看，我想很多人或许不会那么做！”我听完心里既是欣慰又有些心酸，我们要做的还有好多……服务，始终是服务！

但又不能仅是服务，还要倡导……

 

 

 

倡导让服务走得更远

“没有用的，有些人（工友）不会关心公益的……”

“到你们这里的人，本身就是比较向上的吧……”

“在这里（指珠海协作者）大家是可以坦诚相待，相互帮助，可是出了这里，就不一样了，社会很现实的。”

每每面对这些疑问，我心里就更加坚定了倡导活动的意义。如果服务100人，那么对服务活动的有效倡导却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上千人！珠海协作者是一个小小的草根组织，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有限，如何将具体的成效体现社会价值，这，需要倡导！

“不关心的人”，恰是需要用专业的服务手法影响，恰是需要通过日常生活里，日积月累地持续影响来改变的，社会工作对人性善的坚持，让我相信不存在“不关心的人”；而珠海协作者的志愿者来自于服务人群本身，他们自身的成长将更具示范意义，可以发挥一而二，而三的作用；至于对珠海协作者是温室的想象乃至于质疑，更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组织，如何发挥社会成效，让服务成效转化成有社会价值的可视化成果的重要性。这既是让组织里的社会工作者，让服务对象，看到成果，感受鼓舞，也将为组织的生存发展带来潜在的资源。而最重要的前提实际上是，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层面上的目标，她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而存在的。那么离不开倡导活动，离不开对每次服务的社会价值的审视。需要的就是从珠海协作者这样的社会组织出发去影响改变社会中不尽人意之处。正是基于上述前提，才愈是需要走出这里，愈发需要社会工作者有倡导的意识、能力与面对漫漫长路和强大体制的勇气。

倡导活动其实是无处不在。在珠海协作者有两种形式，一种可说是潜藏于日常与每次与服务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当我们想传递什么时，我们便可以通过珠海协作者之家的布置来实现，一个环保节能的提醒，一次倾心的交谈鼓励工人关心身边工友，这些过程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但她们的力量不可小觑，日积月累，影响着许多人……另一种是专门设计的倡导性活动，像珠海协作者将成立大会与服务规划研讨会结合，凝聚不同角度的声音，探讨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携手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服务工业园农民工；开展社会调查，如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幸福观调查；编辑专题通讯、出版图书，节假日的倡议性活动等等。珠海协作者注重每次活动中的活动产出与倡导方法，以期逐步建立起社会工作者的倡导意识和能力。在服务过程中培养更宽广的视野，不仅关注于服务个体本身，也关注服务的群体和社会公众，当具体的服务与社会倡导结合起来时，服务才能走得更远，更有生命力，从而将服务群体的社会功能恢复与社会环境改善结合起来！我想这也是当下许多社会组织在开展服务时需要注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剧变的时代，民智的发展、成熟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公民社会载体的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然而倡导活动需要基于服务，结合现实情况开展。在“全球熄灯1小时”倡议的日子里，珠海协作者并不是一个致力于环保服务的社会组织，但是环保却是现代公民应有的一种意识。将珠海协作者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为了生计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世界工厂”）与节日的倡导特点结合起来，我们讨论设计了“地球熄灯1小时，倾听内心60分”的活动，一方面回应倡导爱护地球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回应来自工业园忙碌的生产生活，打工者缺乏关照自己内心生活的意识，而“被动”地被现代生产机器所操控，在枯燥、单调、乏味，“像机器一样”的生活遍布工业园的空气中时，关爱我们的心灵，才能更持久关爱我们生活的环境。这样，活动的服务与倡导价值便连结起来。但同样也是令人遗憾的，这个活动在倡导方面的价值和效应还远没有发挥，媒体的报道是零星的，而参与的人数也是有限的，这两方面均是倡导活动成效的重要衡量因素。不仅是结合热点挖掘连结点，还需要注重服务对象的参与发声来做倡导，珠海协作者原创的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幸福生活》即是一个公众教育的载体；倡导需要与媒体建立良性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倡导的过程。如何影响媒体，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我能体会到倡导工作的重要价值，但是我带领的珠海协作者团队在倡导方面的努力却是不够的，我们的声音有时还没发出来，有时发出来了便迅即被湮没。倡导活动需要对社会热点有敏锐的嗅觉，又持之以恒，更需要专业的视角和方法。摆在我和团队面前的是，我们总是容易挑选熟悉的工作来开展，服务：小组、个案、社区，是我们所熟悉的，而倡导，我们便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表面上服务的需求显得迫切亟需，其实却是让自己带着服务对象慢性死亡，仅有的一点挣扎的迹象，来自于每次服务活动中并未满足于形式的欢乐而忽视深层的思考与剖析，但是如何让教育倡导真正地成为一个社会组织重要的部分，团队的带领者不可回避，这也是每个社会工作者要深思的！

 

服务对象到志愿者，我们的尝试

从服务对象中培育志愿者这个选择在珠海协作者的工作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协作者心中，一直有个理想是致力于建设服务群体的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能力，这和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是相契合的。而在闭塞的工业园，服务资源、文化资源都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需要重建，从工业园最大多数人群中成长起来的志愿者，就像火种一样，可以引领照亮同伴。当然，这些是2年的经历中，我自己逐渐想明白的。

回首2年前第一批志愿者诞生时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丰富自己的工余生活，欢乐参加志愿服务到深度参与：挤出时间设计服务活动，为此深夜1点才休息，而第二天继续到工厂上11个小时，为肩上的责任而焦急。这就是现在珠海协作者从流水线上成长起来的志愿者们的写照。社会工作者说，“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在我和志愿者相处中是体会颇深的。有时，与志愿者的相识是从个案辅导开始。当坐在我面前一位鲜活的年轻人，和我诉说起她/他初中、职中或高中刚毕业（有些是未毕业）进入社会后的种种，有的犹如生活里发人深省的电视剧，有的简单中带着压抑却充盈着朴素情感，这些经历丰富着我的眼睛和心灵，正是社会工作所说的走进他人的生命历程，而当我从专业的视角出发，与眼前的伙伴来看待他/她的故事时，我生命历程中已然铸就的价值会悄然的影响着他们，经由他们自己塑造出新的生活。社会工作说价值中立，我的理解是在接纳和尊重平等的价值关照下来服务，而社会工作者的品行和对生命的态度，是不自觉地散发出来，从而影响服务对象。台湾静宜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社会工作是体悟天命人道的职业，我想确实。

 

 

 

 

每次与志愿者接触，我们总会鼓励把所学所思与身边人分享，分享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倡导，久而久之，志愿者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志愿者小刘和我说，“我发现参加协作者活动后，我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表达都提高了，现在遇到事情，自己会思考，以前想都没想，觉得跟我没关系。现在看到工作里的冲突，会想想冲突的双方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如果是自己，可以怎么做……”，志愿者小覃给我发短信，“早晨玳瑁，关于社会工作考试我想了一个晚上，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想清楚的，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学历上达不到要求，这对于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宽裕的农村孩子来说不是她的错。不能因为一个证件就把我们这些真正想做事的人抛在门外……没有公平可言！我希望自己能去检验自己的实力，获得更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如果失败我今生无悔，如果成功我幸之，如果因此承担风险与后果我愿意。一切与其他任何人无关，我清楚自己的选择并承担责任。”…… 每当听到、看到曾经是服务对象而今已是初具服务理念与技能的志愿者和我分享他们的成长时，心里便有满满的欢喜。

 

接受服务到服务他人，对于普通的打工人来说，难处主要是客观的时间限制，但是成为一个专业的志愿者，进而成为一个愿意投身社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就需要克服许多困难了。而这同样是我们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必须面对的，因为这些便是培育中必然会出现的挑战。一如我们能从志愿者的信赖与成长中汲取养分，我们也会在志愿者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打击、失望，不解，怀疑等等。而我们自己便也在这个过程有了更深刻的审视自身与人性的机会，从而有了成长的可能。

从服务的人群中培育志愿者，甚至是培育专业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来服务群体自身。我们要经历的是从志愿者普遍面临的现实经济压力，家庭责任，文化知识相对薄弱，长期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后渐渐失去社会信心……企业社工实习生培育项目——珠海协作者2010年下半年启动的系统深入培育骨干的打工青年志愿者成长为具备社会工作服务理念与技巧，愿意承担与投身社会服务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的一位志愿者问我，“如果项目结束时，我们一个都没有留下，你们怎么办？”老实说，我曾经多次设想了这样的结果。而且明白很可能就会发生，但是我想不能因为这样而止步，需要我和珠海协作者团队去面对的不是感叹从农民工群体中培养服务者有多难，我们需要回到技术层面，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是因为我们未能和服务人群，即项目的志愿者一起改变可以改变的阻碍他们成长的因素，还是并未能促使项目的参与者更好地梳理自我认知与职业发展规划，在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承担起社会责任呢？这些个受挫的过程，又何尝不是社会工作者成长的过程呢？！

 

带领者的责任

小学、中学我曾经觉得自己适合承担带领者的角色，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希望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到了大学，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因为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缺少一些魄力，我想我适合做学问，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而今我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带领着比我年轻些许的同伴，选择和自己服务的人群走在一起。这个过程的变化没有起什么波澜，是一个顺理成章和心安理得，我想自觉地珍惜当下，在当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以前生活里带领者的角色是出现在朋辈中，或是学生时代班级里老师的得力助手，到企业工作后，尽管为领导所看重，但却总觉得不能施展手脚。直到加入协作者这样一个把社会工作的理念用到机构管理和团队建设的组织，我开始有机会在现实社会中承担起许多儿时想象过的角色：代表团队做来访接待，有部局领导，有中外媒体，有高校教授；为团队社会工作者做督导，提供精神情感支持；带领团队拟定机构的制度；面试新的成员；……而在这些新鲜的尝试中，摆在我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怎么在社工机构里将组织管理和社会工作的督导结合起来。其实可以以自己的实践来推动一个组织的发展，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想象一下，把曾经学过的管理的理论，用于真刀真枪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机会！

 

正是这种庆幸和感激，让我自己能清醒看待每次组织管理中遇到的困难。

 

2年来服务近6万人次的我们，实务中的摸爬滚打也算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却远不止服务，从组织的战略规划，机构的筹资渠道，外部的社会评价，内部成员的心理压力等等。这些都在考验着我。很多个深夜和清晨，我总在梦醒之间看见工作。面试不少人，大都不能承担草根组织一线服务的艰辛而离去，走的时候无论是何种原因的离开，其中一条大抵是，我不能如你们一般的投身。所谓生活和工作要分开，真的是这样吗？社会工作是讲求专业关系的，生活和工作必然是要分开。然而，工作其实乃生活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人生在世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工作的态度与情怀，投射的是人生的期望。工作与生活的分离乃至分裂，带来的反而是自我价值的否定。但是很多人选择退缩或徘徊，因为成长本身是很痛苦的过程。社会工作对人性的解析与关照，提倡的反思与实践无疑可以为这种痛苦带来一些希望。而在以社会工作的理念来管理团队时，我们彼此的扶持就更是有力的支撑了。

 

 

面对诸多的压力，作为一个管理者，影响我最深的其实是来自同伴遇到的困难、不解、迷惑、怀疑、挫败等，而自己却没有能力来协助他们；有的时候，同伴间为专业的问题而争执，而我却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来答疑解惑。社会工作强调每个人的能力，强调平等和尊重，但是在因工作问题而争辩时，我们都是缺乏经验的人，怎么来处理并且在团队成员的关系中保持一个管理者和一个专业的服务者应有的权威，维护组织的职业价值伦理呢？而我们又因何要维护这些权威和价值伦理，意义是什么？是基于对人性的弱点的客观考量而非不信任，正是因为想维护和发挥人性中的善吗？那么管理者对于团队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在一个以服务人，协助人成长为出发点，并带有使命与奉献的特质而不仅是经济指标来衡量成效的组织，我将如何来让自己具备一个管理者的能力与品质？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也催促着我成长。

 

现实中摆在我面前的难题还有面对长时间的工作负荷，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是用年轻的身体来兑换工作的价值，在我们眼中这已然不是一份工作了！多少次我希望自己可以而改变作息，以带领团队成员有个新的面貌，始于作息的改革，希望传递的信息是：既然服务可以改善，我们团队的管理，执行力差，效率时而低下的问题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两年来，情况在逐渐的改观，因为我们都在成长，然而反复的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我常为此焦虑，生闷气，有时也绝望窒息！可是有什么用呢？每次内心的挣扎，无疑都是一次洗礼。带领大家梳理组织发展的重点，围绕重点做有成效的事情，改变需要并肩坚守！

 

 

 

在我接触社会工作之前，我觉得自己有社会理想和抱负，我知道得有一些做事的方法和渠道，但那是什么呢？直到认识、了解、运用着社会工作，我想自己是合适做这个行当的。人的一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很不容易！自我价值的实现，利益他人的理想支撑着我走在社会工作的道路上，这条道路虽然不平坦，有些梦想或许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能实现，但是珍惜现在，承担好当下的责任，我想这样脚踏实地的行走，也正是社会工作者扎根于基层不忘使命的本色！

 

选择社会工作意味着既会收获来自人成长带来的喜悦，也要面对各种各样我曾经经受或未曾经受的生活压力。既可以享受同伴扶持与成长的激动，也要面对身边亲密的人之间的差异碰撞而带来的挫败。既可以收获不断突破自己的满足，也要面对经年累月具体细琐的事务……没有与幸福相伴的不幸福，就体会不了幸福的滋味，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能装得下“不幸福”，装得越多，体会的幸福越多。

 

生命因此而多彩！

 

四、5年后的继续

距离这篇文章一开始的书写已经过了近7年。此刻我重新执笔，记录2011年以来我和社会工作之间的故事。或许经历渐长，越会觉得无话可说吧。以至于我十分感怀7年前自己洋洋洒洒写下上述心路历程是如何做到的。不过，很多事情，从当下的行动开始，往往就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而现在，我决定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让这些回忆中自然涌现的大事记来呈现这些年走过的路。是否多彩，就由读者来理解吧。

 

2011。这一年，陪伴走过3年的第一批工人志愿者在“农民工企业社会工作向日葵成长计划”毕业典礼上向世人展示了受助者到助人者是如何蜕变的，我和珠海协作者团队的伙伴作为推动者和协助者，内心的激动、兴奋自不必说。而往后的路如何继续走，也摆在我们面前。记得毕业典礼上，珠海协作者执行理事，我的老领导李涛老师打趣地说起，毕业典礼当天一早起床后，发现员工宿舍里我不见了，一问得知宿舍停水了（想想，这些年工业区里的生活，还真是时不时就停水），我去机构洗头发，以便当天主持活动时对得起观众。他说，“珠海协作者成立一开始他的担忧不是我们可以做出多大的事情，而是在工业区单调闭塞，过客心态和消费主义文化刺激的环境里，玳瑁和她的团队可以坚持多久”。

 

2012。这一年，两名工人志愿者通过三次面试考验，加入珠海协作者团队。而在团队支持下，我也开始攻读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正儿八经地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几年的实务操练，虽然理论所知不多，但价值观的内化和实务的能力还是不错（几年后，自己实习时的日志被老师作为好的例子加以展示如何进行专业反思，内心继续坚定着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做科学的认知）。这一年，珠海协作者家庭服务开始逐步推动，能否建立起新生代工人、儿童、家庭之间的联结呢？在这个偌大的工业区里，怎么样才更有家的味道。

 

2013。这一年，新一批工人志愿者在“工友大家乐”社区文艺服务的平台上成长，同事吴志葵，从流水线女工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者，也在团队的支持下迅速成长。我深知成长不易也感到十分欣慰。这一年，和伙伴一起做了《子女对中国流动工人影响研究》，跨越3个城市，9家企业，1000多名工人和企业管理者参与。完成国内首个从子女视角出发研究流动工人的报告。这个研究，传承也开拓了珠海协作者后续的服务。这一年，我的硕士课程正式毕业了，回到工业区。发现自己在离开的时候，是怀念的。这一年，一起创业的其中一位伙伴结婚了。

 

 

 

2014。这一年，团队人员开始进入较为剧烈的变动时期。2年前入职的其中1名工人志愿者离职，新加入2位伙伴。1位科班出身，在前线有历练，醉心于儿童服务；1位是骨干志愿者经历了诸多工作变换后希望投身社会服务实现价值。团队里从珠海协作者创立之初便开始一起创业的老伙计们不同程度出现倦怠。团队里也迎来了第一位社工二代小宝宝。这一年，珠海协作者的服务内容也因应着社区的变化而改变着：儿童家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工人服务的提供主体越来越多元和丰富。因此儿童家庭服务在珠海协作者服务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这一年，我受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邀请，参加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访问者计划。从华盛顿到旧金山，21天，了解拜访美国的社会服务机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发展工作者，分享了他的组织如何在美国的社会中为墨西哥裔移民及非法移民争取合法权益。还有AL，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作为志愿者提供在一个拜访城市里的司机志愿服务。

 

2015。这一年，珠海协作者儿童阅读服务进一步发展，父母工人的服务也在子女对中国流动工人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拓展，获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开始新的探索。这一年，协作者的老朋友，珠海协作者理事黄英祺先生突然因病离世。我才发现，在为数并不算多的接触中，因着共同的信念，已经建立了很深的联结。这一年，团队新增2位成员，又离开了2位成员。每一次的加入，每一次的离开，在珠海协作者这里，在我的心中，都倾注着情感。

2016年。这一年，珠海协作者童缘，一个矢志建立以儿童为中心的，协助儿童成为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家人、最好的邻居，最好的公民的工业区社区教育空间，改造完成对外开放。同时，珠海协作者拓展了西埔服务点。在很多机构都往外拓展的时候，珠海协作者继续深耕这个有着10万人口的工业区，把服务点放到了出租屋更密集的区域，探访工业区周边资源更少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逐步稳定常规化。这一年，团队的3位老伙伴经历了休产假，订婚，及为未来结婚而需要离开珠海做准备。年轻的伙伴，在实做中迅速成长。这一年，我成为以“胸怀天下，脚踏实地”为依归的银杏伙伴。

 

2017年，团队来了2位新伙伴。我加入广东省双百计划专家团队参与支持粤东西北社工发展。日子在继续……

 

前不久新入职的同事岗前培训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我和她说起，2009年年末做新年联谊会，当时整个活动还是很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音响设备断片，使得工友们表演的节目有的现场效果受到影响。评估会的时候，我深深觉得非常遗憾，还记得我告诉团队伙伴，“我们明年还可以有新年联谊会，但很多服务对象，这可能就是他们唯一一次登上舞台了……”然后就禁不住十分难过流下眼泪。我也记得第一次与政府部门合作，因为各种临时变化的要求，以至于和伙伴们半夜了还在忙活，在完成的那一刻，内心既无奈又愧疚于团队，然后禁不住十分难过留下眼泪。而今，走过了近9年，我比以前更深切体会“无往而不在枷锁中”，看见限制，明白社会工作者的不能，而继续走下去，或许也称得上大爱无声吧。

 

感谢一路相遇的人，特别是团队的伙伴，他们构成了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底色。

 

 

 

 

 

作者简介：
198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市。受外婆影响，心有怜悯。受母亲影响，开朗幽默。受父亲影响，沉静内敛。小学4年级开始，爱读书勤思考，崇拜周恩来，心怀善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弱者呼。初中时尚热衷于组织协调工作，到高中，性情转于沉静，但心中的方向仍然清晰。大学选择行政管理专业，期待毕业后以专业的方法助力于公共服务。200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没能忘记最初的理想，勤恳工作近三年，毅然投身NGO。

2008年5月至今，供职于“协作者”。最初加入北京协作者，开始在社区实务工作中历练，逐步了解社会工作，并将其专业理念逐步内化于心，对公民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庆幸自己能为其添砖加瓦。2008年12月，在协作者团队其他成员前期做了大量协调与基础性工作后，奔赴珠海，开始珠海协作者的筹建与服务。从场地选址到室内装潢，从熟悉服务对象到与争取社区资源支持，从招募工作员到开展试服务，珠海协作者雏形初显，至今继续行走在企业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创新探索的道路上。